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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医诊所有前途吗?


问:传统的中医诊所有前途吗?

答:    在科学的光环下,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人们的印象里,它远离人类的理性;100年来,它在风风雨雨中默默却超然地凌驾于人间之上。但是,突然间它又出现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静静而深切地感受它时,发现在我们灵魂、血液的深处,更与它承脉相通。它,就是中医!一个也许行将从我们的手中失落走的伟大文明,届时留给后人的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空壳。在一个清爽的午后,我们的汽车行驶在北京东城的宽阔街道上。街道上有些空荡荡的,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阵雨的袭击,而一个月前,北京城正在经受着一个世纪以来这个城市最厉害的一次瘟疫。线大夫坐在前排指路,而我们则在想象与李大夫会面时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线大夫退休后,自己在东直门小街开了一家小诊所。现在他要带我们去见的李金生则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医生,我们听说他曾经给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治好过颈椎病,但是几年前国家颁布的一个职业医师法,却使得他明年将面临失去行医的资格。在一栋四层红砖楼的二层,我们见到了64岁、皮肤却显细嫩的李金生。他与霍克夫妇的合影被摆在屋子中一个显著位置上,而房间的其它地方则显得凌乱拥挤。很快,李就对那个职业医师法表示愤怒,因为这条法规迫使他明年将要离开他爷爷开创的那个脊椎挤合法,除非他能够通过今年底的一次复杂的考试,但通常这种考试是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设计的。“没必要这样考试,你可以来个医师大比武嘛!你说考临床,你给我10个病人我全行1他愤愤地对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行医开始,李金生共参加过三次考试,因为他没有职称证,所以如果要继续行医的话,今后每年他都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才行。而正规医院里有职称的医师们是不需要这样的考试就可以行医的。李说他要放弃今年的那场考试,但却又尽量回避着他以后的可能去向。未来对他意味着什么,取决于当地政府对他是否宽容。“这全是祖传秘方1他手里向我们一件件展示着他的一些陈旧的手抄本,“没有后代传不了了。你要献方,没人相信你!你要报专利的话,国家也不批你1他瞬间显得略有所思的样子,但很快又放开他那京腔的嗓门说道:“不干了,家里待着吧1持有终生行医资格的线大夫非常尊敬李大夫,回来的路上他用有些嘲弄的口吻说:“是那些考官们应该向他求教才是1一天后,我接到李打来的电话,他有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采访他。他想让我们把他的手机号登在他的照片下面,这样别人可以容易找到他。他希望能够永远从医下去。几年前他仅有的一个徒弟从他身边跑掉了,因为这个徒弟知道,自己也不会有行医证的。我们很难估计,在中国像李金生这样的民间中医师到底有多少,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将会越来越少。更为不幸的是,连同他们在社会上消失的,还有从不会出现在当今中医教科书上的民间疗法和秘方。中国医学显然正在快速地离开师带徒、中医世家承传体系的时代,而进入到学院教育体制下的模式时代。当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民间医学,在这几十年来被有计划、但却是彻底地改变时,被医院这个庞然大物替代时,中医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加拿大留学生布兰德对民间中医受到的某些管制表示不解,她相信如果让中医自然发展的话,中医的生命力就会越强。“你越管它,要求它按照别的思路做,它的生命力就没有了。”她认为中医在民间的水平要比在学院的高,只是民间中医不是那么系统化。布兰德还谈到了起初颇让她感到困惑的一些事情。她有一次去北京一家有名的中医医院看腰病,那里的大夫们反而给她用西医的牵引来治,在经过5次没有什么疗效之后,她找到了一个民间老中医治好了她的玻这件事情深深震动了她,从那以后,她几乎都是找民间中医来解决她的问题。“中医的危机主要是在行政上。”中医学者林中鹏说。今年64岁的林是学化学的,他说他并不是因为热爱中医才研究中医的,而是认为中医是现代科学最前沿的问题。但是现在,主流医学或者主流行政仍像80年前一样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他举例说几年前通过的传染病法就把中医排除在治疗传染病之外,因为那个法规定一级传染病患者只能送到传染病医院里就治,但实际上在中国却没有中医传染病医院。林还提到国家规定省级的中医院必须要配置CT、B超等西医的昂贵仪器,这让卖中草药的中医院怎么能够收回成本呢?因为中药的成本是很低的,医院要挣钱,那里的大夫们只好给你开西药。“实际上,中医院是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西医仪器的。这些弊病仍然是行政的。”林说。100年前,当科学大举进入中国时,国内的一些先锋人士为了在中国弘扬科学,一开始就反对过中医。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谈到当时中国的那场西化运动时说:“在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中,医学29门,只有一门中医课;药学17门,只有一种中国药材学!民国元年制定学制时,摒弃中医于教育之外。1929年,民国中央卫生部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全国中医界苦苦请愿达10次只不过是要得到一个允许他们在中国也能称作医生的资格。然而反对中医的人物又何止一个余云岫!梁启超、胡适、鲁迅、梁漱溟、郭沫若等都反对过中医。傅斯年还立下重誓:宁死不请教中医”。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大规模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今天在国家宪法中的第21条里,明确提出西医和中医都是主流医学。上个世纪70年代由屠呦呦研究员做成的青蒿素是那次中西医结合的一个伟大产物,它代替了已经有抗药性的喹宁,成为抗疟疾的最佳药物。现在,在很多场合下,医生们往往同时采用中西医二种治疗方法。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至少比50年前增加了20岁。然而,这是医学时代的盛世,却不是中医的盛世。恰恰相反的是,中医在学术上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表面上看中医很繁荣,比如中医从业人很多,国家法律上有保障,培养学生的途径很正规,有大学、研究生、师带徒。但事实上不是,现在虽然专家、教授多得很,但50岁以下能够进行中医临床治病的大夫已经很少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1在中医研究院讲授中医课的胡欣老师说。他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结果是把中医的传统丢掉了,在这种现代化的影响下,现在的很多教中医课的老师自己就不相信中医,他们只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罢了。近百年来,“中医现代化”这一问题备受争议,虽然政治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干预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学者们的观点和行为对社会却更会有一种持久的影响力。1920年,作为主张科学的著名人物胡适患了肾炎,他请来西医为他诊治。当时既没有抗生素,又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法。这时,一位友人向胡适推荐了中医陆仲安。陆仲安来后,很快开出处方,其中以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为主。这份用药很大的剂药却治好了胡适的病,陆仲安因此也成就了大名。但胡适却自始至终对陆仲安医好他肾炎之事有所隐讳。胡适的学生、史学家罗尔纲说出了其中的真情。胡适一向主张“充分世界化”,倡导科学。胡适怕此事张扬过大,会对科学的发展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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